消费疲软的根源在哪？从分配结构看中国经济

在最近备受关注的一篇文章中，提到了一个相对被忽视的重要细节：根据2021年的数据，中国在教育、医疗和住房服务方面的价格仅为美国的54.2%、30.7%和32.2%。这组数据原本用于解释为何“居民消费率偏低”，通过说明中国公共服务的便宜，似乎在为低消费率找借口。然而，读到这里，我的第一反应却是相反。如果同样的可支配收入在中国应该能够“购买”更大范围的消费，但现实情况却未能实现。这才是最让人心痛的。然而，价格便宜并没有带来消费的繁荣，居民消费率却始终停滞在40%左右。这就说明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价格的高低，而在于收入是否足够、是否稳定以及是否愿意消费。这样方向的错误使得诸如消费券和以旧换新等政策显得无济于事。

需要明确的数据是，2025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为40.0%，相较于2010年的34.9%有所提升，但放在全球范围内来看，却显得不够理想。根据比较，中国在149个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十，而全球平均消费率为56.6%，中等收入经济体为52%。特别是在2026年上半年的数据中，可以看到GDP同比增长4.7%，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.2%，但人均消费支出增幅仅为2.7%。其中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仅为2.0%，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仅增长了1.3%。最近发布的价格数据也显示，CPI同比仅0.8%，PPI同比为3.8%，虽然工业方面有所回暖，但如果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不缩小，那么这种暖意也不会持久。

回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这几年多创造的产值，究竟流入了谁的口袋？按照老规矩的解释，往往归结为信心不足、消费意愿不强和消费场景缺乏等。然而，这三点已经被重复提及多年，且听众也已对此感到厌倦。但是，当深入探讨“信心不足”的时候，会发现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前提：即使是在收入稳定、社保保障的情况下，普通民众的消费意愿并非完全取决于心理因素，而是源于收入、就业与社会保障等实际情况。停留在心理层面对问题的讨论，是对伤病根源的忽视。

《求是》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引人注目，正是在于它将讨论从心理层面转向了实际的硬件因素。不再问“为什么人们不愿花钱”，而是追溯到增长带来的收入是否真正流入了居民的口袋。这一转变是极为重要的，因为它把话语的主语从“消费者”替换成了“分配结构”和“增长模式”。这一转变意味着责任和政策工具也需要随之调整，相较于以往的数十份扩内需的文件，这一变化更加深远。

要理解这一逻辑的深刻含义，需要对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进行反思。从名义规模的现值来看，从1978年到2025年，居民消费支出增加了318倍，而资本形成总额则增长了394倍。这意味着投资增长幅度高于消费，因此消费率从1981年的53.3%下滑到2010年的34.9%并非意外，这是一个持续三十年、故意设计的结构变化。在工业化初期，这种模式是有效的。但随着基础设施逐步饱和和资本同质化加剧，将资源继续转向投资的逻辑已经逐渐失效。

《求是》文章中最为重要的判断是，低消费率不再是特定阶段的理想结果，而是发展模式与阶段间的错位信号。这句话通俗来说就是，过去让百姓少花钱、多存钱，把资源交给工厂和基建所设想的逻辑现在已经难以成立。因为投入的资金未能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和收入，使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依然遭受压制。因此，真正的问题可以被拆分为三个层面，且层层深入。

首先，投资转化为就业的效率正在下降。相同的资金投入在过去能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，但在如今的同质化产业上，创造的岗位越来越少。其次，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偏低，这直接影响到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潜力。最后，分配环节的力度不够，导致教育、医疗和养老等费用的压力增加，使得家庭缺乏有效的消费能力。因此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善这些环节，进而提升整体消费水平。